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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腮风第八天发烧定律的意思是很多宝宝在接种完麻腮风疫苗后的第八天都会出现发烧的反应,由于发烧的宝宝比较多且有规律性,因此很多宝妈们将这个反应定义为麻腮风第八天发烧定律。但实际上这个定律并不准,也没有科学依据,纵然有部分宝宝在接种后的第8天出现了发烧反应,也无法确保该定律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所以也不是一定就会发生。

宝宝接种麻腮风疫苗后的八天定律实际上是接种麻腮风疫苗的常见反应,但由于是发烧,因此家长也一定要做好对宝宝身体状况的监测。在接种完麻腮风疫苗后注意以下几点可以避免麻腮风疫苗的不良反应对宝宝造成更大的伤害:

1.在接种后的24-48小时内应尽量避免洗澡,同时要保证接种部位的干燥和整洁,避免局部感染;

2.麻腮风疫苗后引起的发热一般不会很高,通常不会超过38.5℃,而且持续时间比较短,可能在1-2天之内消退,发烧后视宝宝的情况对症处理,若是低热可以采取物理方式降温,高烧时可以适当给孩子服用退烧药,但若是高烧一直不退或是忽高忽低则需要尽快就医;

3.观察宝宝接种部位是否出现红肿和疼痛的现象,若出现感染需要及时就医;

4.麻腮风第八天定律除了发烧还可能起疹子,家长一定要注意宝宝的日常护理,多进行水分的补充,特别是发烧后,一定要避免剧烈活动,注意保暖。

来源:秦朔朋友圈

关键是怎么让中产阶级养三胎

原创 悟00000空 秦朔朋友圈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后二十天、在六一儿童节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1980年,党中央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12月写入宪法;2016年1月,放开二胎政策全面实施。从上世纪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酝酿阶段算起,我国已经实行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40年差不多就是两代人,如果计划生育政策彻底实施到位,那么人口差不多就会缩减四分之三,第一代100对夫妇共200人,会变成第二代的100人,第三代的50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

还好,少数民族享受计划生育优惠政策,此外体制外的人,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农民,以及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高净值人士,冒着风险多生了一些,甚至有的体制内的人就算被革公职,还是多生了一些。

当然这不是说计划生育工作做得不到位,这条战线的工作是很到位的,有几百万人奋斗在一线,从后来的人口普查结果就知道他们的工作成果,从各个时代的标语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努力和智慧——“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少生优生,为国立功”“朋友,你实行了计划生育吗?”

有的西方政客咄咄逼人地指责中国搞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然而当被问及中国人口有多少、可耕地有多少时,他们一脸茫然。

控制人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养得活,谁不希望自己国家的人口多一些。新中国成立不久,第一代领导人就意识到粮食的压力,考虑是否控制人口。大跃进初期,领导人以为看到了希望,认为不必控制人口了;后来发现,情况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还是必须控制人口。

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过去几千年,人类的人口和产出一直在很低的水平徘徊,有一个天花板,到达最高限后,饥荒、战争、瘟疫就使得人口急剧下降,下降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

个别时期地区更吓人,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屠川之后的四川,有一个县,只剩下900人,一年间又被老虎吃掉了一大半。到达最低谷后,人口又开始爬升,慢慢到达天花板后又急剧下降。就这样周而复始,循环了几千年。

一直到科学革命之后,特别是近两三百年,人类的人口才大大增加,产出也大大增加,而且是指数级的增加,使得之前几千年人口的那条线像是躺平在地面的直线,中间的波动肉眼都看不清。

进步论是在科学革命之后才出现的,之前人类基本“躺平”,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了,社会就是这样了,一切都不会变了,就是变也只会变坏。所以他们都倾向于尚古,认为古远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中国也是这样,士大夫几千年的努力就是要回到有礼的周朝,所谓克己复礼。

直到科技革命之后,人类才发现,原来社会是可以进步的,而且好像可以不断进步。随着人类的知识、生产力与日剧增,可以利用的能源越来越多。每次当人类觉得能源不够时,就会出现新的技术,可以让人类利用新的能源。

有人认为,只要人类的知识、生产力增长得足够快,能源危机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人类目前利用的能源,相对于太阳给予地球的能量,是沧海一粟。人类一年使用的能源只是太阳照射地球一个半小时的能量而已。

粮食更不在话下。自然的、技术的原因导致的饥饿早已不存在了,现在一些非洲国家的饥荒完全是政治因素导致的。如果政治允许,美国一个国家可以种足够的粮食养活全非洲。美国的农业占GDP的2%,他们的农民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政客需要请求他们少种粮食,免得供应过剩导致一系列问题。

不管怎么样,我们建国初期以及后来的几十年,粮食短缺一直是一个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前一阵刚去世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袁老倍受老百姓景仰,简直是救命菩萨。

总之当年计划生育政策无可厚非,也许我们现在希望这个政策当年执行的时候,不要执行得那么到位,力度不要那么强,那么现在的人口压力就会小一些。不过,也不用担心,同样的执行力也会出现在三胎政策上。

只是有一点,鼓励生比禁止生难多了。禁止生,比较简单,让他们吃药、用避孕套、戴环结扎……。但是怎么让大家生呢?似乎不可能搞“该生不生,牵牛扒房”,因为首先很难鉴定“该生”这个概念。

现在很多人不孕不育,就是想生也生不了,各大医院生殖中心相当忙碌。不是不愿意支持国家建设,就是生不出来,怎么办?这不是道德问题,是技术问题,用组织的方法也解决不了。

要么让育龄青年全部到生殖中心去做检查,一切“正常”的贴上“该生”的标签,然而生殖中心对于是否“正常”也很难判断,有的夫妇被认为一切正常,但是就是怀不上,这个事情太复杂,有很多不可量化、不可控制的因素。

万一被贴了“正常”的人经过多年努力还是怀不上,怎么办?当然他们可以做试管婴儿、代孕,但是这些服务的价格不菲,是不是可以给他们补贴?

当年超生罚款倒是收上去了相当巨大的一笔钱,光张艺谋一个人就交了748万人民币,不过计划生育团队这么多人,做这么多工作,费用应该也是蛮大的。

想来想去,鼓励三胎的政策要切实执行,关键是得让大家自愿生。要让大家自愿生,得让大家既有生的意愿,又有生的能力。

生的意愿,理论上是基因自带的。对于基因来讲,人生的意义就是生,繁殖后代,拷贝基因。人类的设计寿命就是下一代的下一代可以独立生存,原始社会人类的平均寿命差不多就是这个设计寿命,35岁左右。后来社会发展了,平均寿命提高了。不多,就算是现在,大多数人的有效生命时间还是基本上都消耗在安身立命、养育后代上。

除了基因的因素外,生育后代的意愿还取决于物质的考虑,主要是养老。在金融发展之前,养老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子女,现在的金融学家还是会说,子女是最好的金融产品,能最好地实现财富在时间维度的转移。古代,金融不发达,养老只能靠养儿,所以形成了多子多福的人生智慧。现代社会当然不同了,可以养房防老,养儿防老倒变得不靠谱了,要是碰上啃老族,谁养谁还是个问题。除了房子,还有保险产品,还有很多其它金融产品,可以长期带来收益,确保老有所依。

所以,如果有足够的储蓄,进行了比较明智的投资,那么养老完全不必靠养儿。当然,如果没有储蓄,那么金融产品帮不上忙,形不成资产,养老还是得靠养儿,还是多子多福,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抓得这么严,农村地区还是有超生队。

农村地区超生还有一个因素,是千年宗法社会的遗毒,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还只是指男孩,女孩不算。因为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

除了基因、物质、道德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是精神的因素。生育后代这件事情本身让人觉得有价值,孕育一个新生命,抚养成人,教导、陪伴,自己也成长、修炼,是件很神圣、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决定生育意愿的四大因素。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史表明,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生育的意愿会下降。中国也会一样。

显然,物质方面已经没有养儿防老的必要;在国家和市场取代家庭、氏族实现社会各项功能后,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更不是家族,传统宗法观念已经很难起作用;精神方面,现代社会有很多其它渠道实现精神上的需求,实现自我,不必通过养育孩子;至于基因的影响,基因对现代人的左右力似乎越来越弱了,基因玩弄人的时代过去了,有时倒是被人玩弄。

所以现在的人,生育的意愿不像以前那么强了,不少人不愿意生育,丁克家庭很多,有的连结婚都不愿意结,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在连连下降。佛系青年成批躺平。

当然,低收入的人群,他们的生育意愿还是挺强的,正如前言,养老需求、宗法观念还是继续存在,所以生育意愿继续存在。他们生得多,还有一个概率上的考量。由于条件限制,他们抚养孩子的方式是粗放经营,平安长大也很少有出息,所以只得多养一些,搏个概率。

社会顶端的高收入人群,他们的生育意愿也一直挺强的,家大业大,没有人继承太可惜了。而且,没有一定的人口基数,很难挑选出色的下一代掌门人。

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就碰到了继承人的大问题,早年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只有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后来忙着创业,没有时间、精力考虑子女多少的问题,等到想退休的时候,发现就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又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继承家业,如之奈何。

据说高盛家族有个家规,要获得继承权,必须先生满五个儿子。这很有道理,到第三代的时候就至少有25个候选人,去掉没有意愿的、没有能力的,总有一个能继承家业。到第四代的时候,选择的范围更大了,有125个,出个优秀继承人的概率更大了。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所谓中国最富有的家族评选榜单,实际上很多都名不符实,就一两个孩子怎么称得上家族呢?好在,他们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对儿媳妇、女儿提出了相当高的生育要求,每养一个孩子都有重奖,家族企业的股权、别墅、豪车、珠宝,等等。

有一个极端的故事,一个企业家在美国代孕了12个孩子,请了12个保姆,一人带一个乘坐航班带回来养。三胎政策在这个人群中不愁落实不了。

真正不愿意养三胎的是中间这层,他们连二胎也不愿意养,更别说三胎了。有的连一胎都不养。所以说,关键是怎么让中产阶级生二胎、三胎。至于社会的一头一尾,不用政府操心,他们自己会生的。

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高品质民主的前提条件。不过,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当它们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相当一大部分中产阶级重新降回了低收入群体,“橄榄型”结构又回到了原来的“金字塔型”结构。

这个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生物学决定,人类的才能只集中在少数人那儿。农耕社会比较简单,有才能的人也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再加上统治者刻意设计制度,让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力量都差不多、都很弱,以便统治,所以这些人的才能更发挥不出来。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好一些,这些人的才能稍稍发挥出来一点。

到了现在的社会,知识经济,又是自由民主的政治,这些人的才能就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了,交通技术、通讯技术等科技的发展更使得他们一个人可以服务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钱,富可敌国。

才能相对平庸的竞争对手根本赚不到钱了。社会两极分化加速,不仅退回到金字塔型结构,甚至有变成艾菲尔铁塔的趋势。

怎样的家庭算中产阶级家庭呢?很难定义,米尔斯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是西方论述“中产阶级”的经典著作,虽然是70年前出版的,对于分析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还是有一定帮助。中国近年的《新中产白皮书》等社会调研报告,也可以看看,大概有个概念。

有些白领甚至金领同学很谦虚,认为自己算不上是中产阶层。不过考虑到中国还有好几亿农民,但凡在一二三四五线城市里有比较体面工作的人群都应该算是中产了。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明显的城乡二元社会。据说这两年会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那将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中产除了没有生育的意愿,还缺乏生育的能力,后者可能人数更多。当生育在物质、精神、道德等方面的“利益”消失,而“成本”又奇高无比、无法承受时,当然谁也不愿意生了。

第七次人口普查,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如果刨去农民、高收入人群、少数民族的“超生”,中产的生育率就更低得可怕了。生育率全世界最低,生育成本全世界最高。

如何降低生育的成本呢?梁建章先生已经讲得很全面了,住房支持、税收支持、托育服务、生育休假、教育减负。

此外,笔者建议,单身妈妈生孩子应该享受与非单身妈妈一样的待遇,她们的孩子也应该享受与非单身妈妈的孩子一样的待遇,比如报户口、上学等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非婚生子和婚生子就享受同样的遗产继承权。孩子是孩子,婚姻是婚姻,现在社会要的是孩子,有没有结婚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单身妈妈养得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对社会来讲还不是一样的孩子嘛。

估计以后愿意生育孩子、但不愿意结婚的女生会越来越多,男生也越来越多,这群人我们不要拒之门外。

还有生殖辅助产业,要鼓励支持,人工受精、代孕对提高生育率十分重要。毕竟只靠85后、90后自然生养,压力还是蛮大的,85前甚至70后如果愿意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也应该欢迎。

唐宋的法律规定,如果妻子无后,不能马上休掉,必须等到她50岁之后才能休。这和妇女的平均绝经时间差不多,可见古人的智慧。1971年之后的妇女现在都不到50岁,可以努力一下的。现在的营养条件、医疗条件比古代好得多,希望还是蛮大的。

还有取消重婚罪等极端措施,万不得已,不要实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得不偿失。

目前看来,住房支持无疑是鼓励中产阶级生育的最关键举措,之前梁建章老师提出过每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元人民币,然而100万在一线城市根本解决不了住房问题。

他这次提出,在高房价地区,一孩房价九折,二孩七折,三孩五折。这是个非常实际的好建议。

或许可以再加个限制,财富超过一定数额的家庭(两代一起算)不享受此优惠。反正,高净值家庭本来就要多生的,也不缺钱,就不必在他们身上浪费钱了。

此外,要降低房价。降低房价最根本、最有效、副作用最小的方法就是增加供应。香港所谓弹丸之地,其实还有很多土地没有开发。上海更有大量土地可以开发,特别是浦东。能用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尽量不要用行政手段去解决,因为后者会扭曲激励机制,导致资源错配,降低效率,影响社会总福利。

自上而下出台各种行政规定不允许房价上涨,但同时,住房供应量不增加,刚需又不下来,房价怎么可能下得来。因为供应量迟迟不增加,社会只好降低需求,降低需求就变成不生娃。不生娃,人口又急剧萎缩,政府又心急如焚。

土地财政和娃,好比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不要因为现在的收入杀鸡取卵,牺牲将来的收入。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除了住房,另一个重大挑战是教育,教育内卷让政府忧心如焚,频频出手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在6月1日儿童节这一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新东方、学而思和精锐教育等13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重点检查,分别予以顶格罚款,共计3150万元。

此前有小道消息称,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即将出台“双减”政策,知情人士透露,随着新政出台,校外培训机构将面临假期不得上课,学科类和素质类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上市,教育培训机构不得做任何广告。这些公司股价应声大跌。后来又辟谣,股价又大涨。

“不得上市”“不得做广告”,这两项比较好执行,也应该执行。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和医疗是相似的行业,在很多国家,医疗企业是不允许做广告的,至少某些产品和服务是不允许做广告的,毕竟这不是普通的产品和服务。教育产品和服务更不是普通的产品和服务了。所以不允许做广告很合理。这样也就意味着企业只有靠口碑才能扩大影响力,有利于真正优秀的企业胜出,避免某些人靠资本的力量劣币驱良币。

但是,“假期不得上课”这一项似乎很难执行,窃以为也不应该执行。如果不允许新东方等校外培训机构假期上课,真正有钱的家庭还是会高价聘请私人教师上门辅导,是不是还要规定家庭教师不允许上课呢?可是如何鉴定是家庭教师呢?家长可以说他是我家的远房表叔,来帮忙的。或者有的家庭母亲或父亲是全职妈妈、全职爸爸,文化程度也比较高,自己辅导孩子,这个允不允许呢?

如果这些都允许、就不允许新东方这些机构假期上课的话,那么最后真正吃亏的还是中产阶层。他们要么得付更多的钱请“家庭教师”,要么放弃假期培训。

本来,新东方等机构的存在使得课外教育更平民化,它们组织家庭教师,安排课程,使得课外教育这个事情标准化、批量化、流程化、工业化,进而降低了成本,使得中产阶层也可以负担得起。他们的孩子于是得到了和高净值人士的孩子同样的教育机会。

好比以前的私塾,族中推举贤人当私塾老师,族中富有的家庭支付老师的费用,提供上课场所,族中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进私塾读书。因此,寒门弟子可以得到和豪门子弟差不多的教育机会,所以能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正是这种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大大提高了各朝代的稳定性。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乡族私塾,估计这些朝代不会持续这么久。

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就是把“私塾”扩大到了整个社会的层面,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全国招生,付了学费,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这是寒门弟子最公平的教育机会。

如果假期不允许他们上课,而富家子弟可以通过请家庭教师、父母辅导继续上课,那么对寒门弟子不是更不利了吗?因为最后升学考试还是一样要考的。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新东方好比肯德基、优衣库、耐克,或者西贝、海底捞、安踏。有人说肯德基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吃到的安全性最高的鸡了,优衣库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质量最高的衣服了,耐克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质量最高的鞋子了。同理,新东方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付得起的质量最高的课外培训了。如果不允许肯德基、优衣库、耐克营业,富人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会大打折扣,他们的生活成本会大大增加。

真正要改革的是考试制度,好比真正要改革的是“科举制度”,而不是关闭“私塾”。在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之前,培养只会做八股文、不会造舰炮、不会炼油炼钢、不会种亩产高的水稻、不会自动化织布的“人才”问题还不大,闭关锁国,玩我们自己的,但是等到西方漂洋过海来敲门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

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人的创新能力,这是国富民强、社会不断进步的终极动力。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的确要改革,但这又是另一项任务了,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但也只有当教育实现了从培训学生应试到培养学生创新的转变,我们才能真正“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的走廊里,有一组特殊的图画,形象地再现了人类的精子、卵子从单一个体,到机缘巧合形成受精卵、发育成胚胎,再到十月怀胎、瓜熟蒂落的全过程。与自然的怀孕生育不同的是,这里记载的是人工助孕、创造生命的过程,即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助孕治疗,是帮助不孕不育症患者解决生育困扰的一种方式,也是不孕不育家庭重燃希望的重要途径。多年来,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全体医护人员辛勤耕耘,潜心炼技,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的创新迭代,为徐州市辅助生殖医学的发展书写了一篇篇载入史册的华章;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助孕诞生超1万例试管婴儿,为无数家庭送去福音,被称为缔造生命奇迹的天使。

成绩斐然成就行业骄傲

2002年6月23日早上,一对龙凤胎在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呱呱坠地,等候在外的产妇家属顿时喜极而泣,紧握住医生的手,连连致谢。仔细观察下,那些久经场面的医护人员也不似往常冷静自持,每个人的眼角眉梢都透露出喜悦、激动、欣慰……

这是一个特殊时刻,刚刚诞生的婴儿正是徐州市第一例试管婴儿。这标志着徐州市乃至淮海经济区辅助生殖技术迈上新台阶,不孕夫妇对宝宝的渴盼不再仅仅是个梦想。而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一个当时组建不过一年的“新生”科室。

2001年,徐州市妇幼保健院投资数百万元在淮海经济区率先成立了生殖医学中心,建立了临床胚胎实验室,由此开启“创造生命”的工作。

生殖医学中心,说到底就是助孕,而助孕最主要的手段则是“试管婴儿”。据了解,当夫妇双方不能自然受孕时,可采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助孕治疗,即将卵子和精子取出,在实验室受精培养成胚胎,再将胚胎移植回母体子宫帮助受孕,因为精子和卵子受精、胚胎培养、胚胎移植整个过程都在实验室内进行,所以俗称“试管婴儿”。

作为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初创负责人,黄晓洁清楚地记得,由于科研深入、技术熟练,生殖医学中心创立后没多久,团队就有所斩获:2001年9月,徐州市首例“试管婴儿”怀孕成功;2002年6月,徐州市首例“试管婴儿”顺利分娩。

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的时间里,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还创造了徐淮地区生殖医学领域的多项第一:2005年诞生了徐州市首例“冻融胚胎”试管婴儿,2010年诞生了徐州市首例“玻璃化冻融胚胎”试管婴儿,2014年诞生了淮海经济地区首例“卵母细胞冻融”试管婴儿,2014年诞生了淮海经济地区首例“未成熟卵母细胞体外培养成熟(IVM)”试管婴儿,2020年诞生了徐州市首例“第三代试管婴儿”……

19年来,黄晓洁和她的团队从第一年帮助100多对不孕不育夫妇进行试管婴儿治疗,到现在每一年帮助近3000对不孕不育夫妇进行试管婴儿周期治疗,约800例试管婴儿降生,他们不断用数据见证着骄傲。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目前,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作为苏中苏北地区一家具有“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的医疗机构,冲破技术瓶颈,已成功帮助多个具有遗传病史的家庭完成染色体病/单基因病的阻断,成功出生健康宝宝,帮助多对出现反复自然流产、反复种植失败、严重畸精子症等不孕不育问题的夫妇圆了生育梦想。利用辅助生育技术开展的临床妊娠的妊娠率居国内先进水平,目前已有多位患者通过“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成功生育健康宝宝,数十例接受“第三代试管婴儿”治疗周期的患者正在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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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求索屡获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随着辅助生殖技术临床与基础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辅助生殖技术也在不断升级换代,从主要解决“生不出”难题,慢慢聚焦于化解“生不好”困扰,尤其在遗传性疾病的诊断、筛查及干预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翻开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的最新大事记,这一脉络特点清晰可见。

2020年2月26日,徐州市首例“第三代试管婴儿”降生,这是我市完成的第一例运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技术成功妊娠并顺利分娩的婴儿。

据了解,接受助孕的这对夫妇来自沛县,结婚13年未孕,虽四处求医,但一直找不到原因。2019年1月,他们来到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门诊求助。经染色体核型检测发现,女方多年未孕的主要原因竟是男方染色体发生了罗氏易位,即便与正常核型女性婚配,后代理论上有2/3的概率是染色体不平衡胚胎,造成不孕、胚停、反复流产、染色体异常患儿出生等。

“罗氏易位属于染色体疾病,传统的一代、二代试管婴儿技术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考虑采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这个技术可在移植前对胚胎进行遗传学检测,筛选胚胎进行移植,从而阻断染色体病/单基因病向后代传递。”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黄晓洁称,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是具有“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资质的医疗单位,得益于此,这对夫妻可以在医院及时接受“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的治疗,不必四处奔波联系,白白耗费时间、精力。

治疗于2019年3月正式开始。当年7月,女方通过B超检查发现成功妊娠,NT检查、四维彩超检查一切无恙。孕20周时,女方在遗传医学中心接受了羊水穿刺检查,胎儿的染色体核型分析和染色体芯片筛查结果无异常,与PGT-SR检测结果一致。2020年年初,女方顺利剖宫产诞下一个6斤3两的男婴。

PGT技术,又称“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是目前辅助生殖领域发展快、技术要求高的助孕技术之一。此次“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诞生,标志着徐州市妇幼保健院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进入快车道,也意味着徐淮地区在预防出生缺陷方面的技术水平跻身国内先进行列。

不断开展前沿技术,考验着医者的求索劲头和团队的雄厚实力,但受益的一定是患者。

闫女士和丈夫一直想要二胎,但在采用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助孕过程中,出现种植多个胚胎均失败的情况。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通过子宫内膜容受性分析ERA技术,为闫女士评估子宫内膜的容受状态,并成功为她找到种植窗,帮助她成功受孕。今年4月,闫女士成功产下一个7斤8两重的健康宝宝。

用心陪伴延续爱与希望

生殖医学中心是个特别的地方。门外是焦灼的等待,心情在渴盼与不安间明明灭灭;门内则是踏实地培育,新生命新希望随时间萌生勃发,而黄晓洁他们就是缔造生命奇迹的最美天使。多年来,尊重与关爱是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团队一直遵循的理念。

作为辅助生殖的专业医护人员,他们深知试管患者所经历的压力和痛苦。从漫长的检查准备,到进周期后的每天促排注射,每天在希翼与煎熬中度过,最后终于能取得难得的几个卵子,还要在忐忑中等待;还有的甚至经过多次促排、取卵、胚胎培养,多次的失望和希望,才积攒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胚胎……

“来我们这的人,都是很不容易的,尽我们所能,助让他们圆梦,是我们不懈努力、追求卓越的最大意义。”黄晓洁说,他们团队有个约定:不要把对方当作患者,而要视之为亲人、朋友,用心去宽慰他们,竭力助推患者迈出追求幸福的第一步。

38岁的王女士,结婚18年因输卵管梗阻从未怀过孕,在家受婆婆的气,并面临离婚的威胁,心理负担非常重。来到生殖医学中心后,医护人员与其促膝谈心,减轻她的心理压力,经几次治疗和调整后,一次助孕成功;患者孙先生因无精子多年未育,总感到人前抬不起头来,找到黄晓洁时眼里充满期盼,中心采用睾丸穿刺取睾丸精子为该患者做了试管婴儿,结果令他抱上了自己的孩子。37岁的李女士,连生两子却都不幸早夭,在得知不幸是由自己基因缺陷所引发的事实后,李女士饱受打击,此时,生殖医学中心医护人员耐心安抚、开导,并通过PGT-M技术助李女士诞下健康宝宝,这才让她解开了心结。

“医乃仁术,医者仁心”。正是由于见惯了太多患者的不幸,了解了许多不孕不育患者鲜为人知的遭遇,使得黄晓洁和团队对待每一个患者,都始终保持着天使般的仁爱与慈祥。特别是对那些试验难度大、情况特殊的患者,他们还会一直跟踪怀孕、生产的全过程,医护人员与孕妇家人一起期待、一起关注,一起享受其中的喜悦和欢乐。

“试管婴儿技术虽然已经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并非能做到百分百解决每一位患者的难题。我们能做的就是全心全意接诊每一位患者,在工作中认真再认真。”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黄晓洁表示,当前,不孕不育症发病率日趋上升,病因也日益复杂,促使中国的生殖健康专家们不断利用新的医学理论和临床进展,开展对不孕症的研究。作为徐淮地区生殖助孕医学领域的领头羊,这个团队将勇于攀登,继续突破,助力每个新生命顺利起航,帮助更多的不孕家庭圆梦。

(文章来源:徐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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